1935年9月，当中央红军一路翻雪山，过草地，来到甘肃宕昌的哈达铺时，除了北上抗日的的大方向外，对究竟要到哪里去，其实并没有具体的目标。直到从一份缴获来的《大公报》上得知，陕北还存在着一块苏区根据地后，毛泽东才最终决定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所以，陕北便有了中国革命的“落脚点”之称。但是，人们知之甚少的是，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除了谢子长、刘志丹外，高岗也功不可没。而且，因为谢子长、刘志丹很早就去世了，所以，高岗便作为“西北”的代表，罩上了耀眼的光环：党的“七大”上便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届政协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时兼任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1952年10月，又奉调进京，加任国家计委主席，成为党的“第5号”人物……
1953年，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我国开始了全面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就在计划工作日渐重要，正该高岗大显身手的时候，他却于1954年8月17日，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寓所内吞食安眠药自杀了。
这是怎么回事？
建国之初，围绕着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否及时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毛泽东和长期在党内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既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里不断减少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将经济建设，即国家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步进行就是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刘少奇却认为，应该“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先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一段时间经济，待到一定程度后，再对其进行剥夺，因此，用不着立即进行社会改造。
高岗问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胡宗南进攻延安后，为了拖住敌人，减轻其它战区的压力，毛泽东决定自己留着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而刘少奇则带着新组建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到晋察冀根据地代行中央职责。同时，为了减少文电往来，避免暴露行踪，毛泽东还授权刘少奇，除了特别重大的问题外，都可以相机处理。就这样，刘少奇便有了“代表”中央的权力，不仅能用自己的名义签发中央文件，而且可以任命部分中管干部。而刘少奇所任命的干部主要是地方干部，这使得解放后，地方干部开始“唱主角”后，刘少奇因此在党内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毛泽东到西柏坡后，本可以收回上述权力，但一来由于其主要精力仍然在军事指挥方面，十分繁忙，二来也为了党内的团结，就没有主动向刘少奇“收权”。因此，刘少奇便一如既往地以自己的名义签发中央文件，指挥全党的工作。全国解放后，毛泽东的主要精力虽然逐渐转到了党务和国家事务方面，但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而且，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些刘少奇处理的某些事情，或表的态，毛泽东不知道，或不同意的情况。比如，1949年4月，刘少奇在天津对部分资本家发表的“剥削有功” 的讲话；1950年初，在围绕东北地区关于是否允许党员雇工剥削的争论中，刘少奇表态说，“不许党员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1951年，刘少奇批评山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关于工会工作的方针，刘少奇和邓子恢、李立三等人没有着重研究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区别，简单照搬西方那一套，认为工会应有相对独立性，反对强调工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刘少奇发表的这些意见或表态，无论正确与否，大多是出于职务身份，也就是“代表中央”发表的，但其中很多内容都没有和毛泽东通气，而且，毛泽东并不同意。尤其是看了刘少奇关于富农问题的谈话记录后，毛泽东特别生气，对一位中央负责人抱怨说：“少奇同志有些重大问题也不向我请示商量，就擅自做主，出了不少乱子。”虽然在毛泽东的干预下，这些问题后来都得到了纠正，刘少奇也做了检讨，但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的问题不仅在于其表态内容本身是错误的，更在于他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本质上是犯了“路线错误”。而且，在既没得到中央的允许，也没向自己汇报的情况下，就以中央名义就重大原则问题对外公开表态，更是极为不当的，甚至是违背纪律的。
由于很快就发生了抗美援朝，毛泽东没有精力处理这些事情。直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毛泽东才着手完善国家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首先，毛泽东强化了中央的领导权威。1953年上半年，在政府机关各部门开展了“反分散主义”，同时，对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机构和人事安排做了调整。当时，全国被分为六个大区，各大区的中央局便是区域治理的最高决策机构。这样的管理体系虽然有其优点，但容易出现“政令不畅”的现象，不适应计划经济集中统一管理的要求。1951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就有个别中央局公开发过与中央精神相悖，反对合作化的文件。为此，中央决定撤销各大区的“军政委员会”，然后又先后将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和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等五人调入中央工作，既弱化各中央局的职能作用，又充实中央的领导力量。
在这五人中，最显眼的是高岗，他被安排为新设立的国家计委主席。当时，我国已经确立了将要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计委的地位和作用远非今日可比，它并不隶属于政务院，而是和政务院平起平坐，同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机构，有“经济内阁”之称。所以，人们将这五人奉调进京称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其中的“一马”就是指高岗。
其实，对高岗的安排并不过分。他本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六个大区中唯一一个身兼大区“四职”（东北局书记、政府主席、军区司令兼政委）的第一书记，不仅地位高于其他“四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高于周恩来，时常会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听取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工作汇报。但高岗的到来，终究打破了中央原有的平衡。高岗与刘少奇历来有矛盾，前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诸多分歧，很多最初都发生在高岗与刘少奇之间，只因为毛泽东与高岗的看法一致，出面支持了高岗，才使争论上升为毛、刘之间的争论。面对着高岗的“进步”，刘少奇的心态可想而知。
而高岗与周恩来虽然没有什么恩怨旧账，但终究分走了周恩来手中很大一部分工作。对此，周恩来是什么心态呢？我们来看一件小事：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文件传阅顺序是毛、刘、周、朱、高。但1953年春节前后，即刘少奇在“北方局的老同事”薄一波因“新税制”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周恩来在签批传阅文件时，便将高岗排在了刘少奇之前。刚开始的时候，高岗还不以为意，后经人提醒，方知不妥，才再三要求周恩来，将阅文顺序改了回来。周恩来为什么如此操作呢？没有证据当然不能妄议，但大家都懂的。
其次，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集中事权。1953年3月、5月，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先后发文，将党政主要工作划分为若干“大口”，各“大口”工作直接向中央负责；将刘少奇负责的中央财经委员会部分工作和原属政务院管理的8个主要工业部门划归国家计委统一领导；任命饶漱石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各中央局组织部长为副部长……改变了过去由安子文主导中组部，而周恩来及政务院几乎包揽一切行政事务的局面，大致形成了刘少奇管党群，高岗管经济，周恩来除了统筹政务院的各项工作外，还兼管外事、外贸和统战工作的“三足鼎立”的格局。同时，毛泽东还收回了中央文件的签发权。他专门致信刘少奇和杨尚昆：“今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从而掌握了代表中央的发言权……
然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结束了长期以来关于“如何，以及何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党内争论，在政治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就在这期间，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了。因为没有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苏联爆发了重大的权力斗争。这事促使毛泽东开始思考“万一我不在了，怎么办？”的问题，并因此产生了将中央的领导分为“一线”、“二线”，由“一线”负责处理日常工作，而自己则在“二线”主持大政方针的设想。
显然，毛泽东此时毕竟只有60岁，正是一个政治家的盛年之际，并不需要立即确定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他更想构建的是一个在自己领导之下，各司其职，分权制衡的集体领导体系，即，“一线”的成员，包括刘少奇和高岗、周恩来都各自负责“一摊”工作，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不能相互替代，他们都向自己负责。用现在的管理学俗语来说，他希望搭建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扁平化”管理体系。
但是，高岗却把这一切误读为毛泽东不信任刘少奇，削弱了刘少奇的权力，甚至认为毛泽东有“换人”的打算，并因此而产生了自己“接替”的想法。
正在这时，主持中央财经委工作的副主任薄一波因为“新税制”问题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1952年9月，中财委以“平等纳税”为由，搞了一个有利于私营经济，而不利于国营经济的“新税制”，并且，在既未经中央讨论，也没向毛泽东报告，只是经周恩来审核过的情况下，就于1953年1月1日起在全国推行，结果因为考虑不周而引发了多地物价飞涨，哄抢物资，私商关门等混乱现象。对此，毛泽东十分生气。因为，就在1952年12月，中央才下发了《关于改变管理干部的方法和建立财经工作部的决定草案》，其中明确规定：“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都必须由党中央规定。”所以，毛泽东认为中财委简直就是“顶风违纪”。他致信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薄一波，严厉批评说：此事违反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限制资产阶级”的决议，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且，不仅未向中央请示，也未提交中央讨论便匆忙实施，以致全国波动。必须进行严肃批评。对这件事的发生，毛泽东认为，既有“分散主义”的原因，也反映出党对政府工作领导不够的问题，故，一面决定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将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织纳入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一面决定在中央财经工作会上批判薄一波，加强反对“分散主义”教育，并宣传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3年6月14日至8月13日，中央财经工作会在中南海西楼召开。高岗为了达到“批薄倒刘”的目的，在会上表现得十分活跃，不仅积极批判薄一波，还含沙射影地攻击刘少奇。一方面，他公开声称：“我在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鼓动大家“在会上勇敢发言”，并污蔑说，刘少奇有一个“摊摊”，周恩来有一个“圈圈”，企图挑起干部的某种情绪，共同针对刘少奇；另一方面，他又“移花接木”，把刘少奇曾经说过的话，如“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寄希望于富农经济”，“合作化道路是空想”等，强安在薄一波的头上“指桑骂槐”。
高岗为什么会认为“圈圈”是“致命”的问题，能引起大家的不满呢？这还得“插叙”一下党内一直客观存在的“山头”现象。
由于国民党长期的封锁和包围，我党的力量长期被分割在若干地区，客观上就形成了现了若干“山头”。但总的来看，这些“山头”又可分为“红区”和“白区”两大部分，红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显然是毛泽东，而白区则是刘少奇。但“红区”，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陕甘苏区，到抗战时期的十九块根据地，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新、老解放区等，一直处于不停地演变之中，其干部也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不断地拆分、重组，使得“山头”之间有所融合，虽然个别“山头”仍然比较“抱团”，但整体而言，则相对比较松散。而白区则不同，无论是“北方局”还是“南方局”，乃至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班底”华北局，其干部的隶属关系和工作联系范围则较为固化和长久，“老关系”、“老同事”、“老上下级”就更多一些，让一些人产生了“更抱团”的“错觉”。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按照“承认山头、反对山头主义”的原则分配中央委员，从而实现了全党的团结。刘少奇作为一个“文官”，能在“七大”上当选为党的“2号”领导，除了“德才出众”外，很难说与此毫无关系。
随着全国的解放，相当一部分“白区”干部很自然地就“转身”成为地方党政干部。虽然，在大部分地方，“地下党”干部都处于配合、协助外来的“军转干部”的地位，但在中央层面，由于刘少奇当时不仅长期主持干部任免工作，而且兼任着中央组织部部长，而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廖鲁言、胡锡奎等一批在关键岗位担任着要职的领导干部，又恰恰不仅是当年刘少奇当书记的北方局的“骨干”，而且很多还曾被捕入狱过，是刘少奇将其营救出来的。因此，有些工作安排便被有些人从“山头”观点出发，“误解”为这是刘少奇有意搞自己的“圈圈”。对此，一些不明真相的“红区”干部更是议论纷纷。一位井冈山时期就担任了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此时更是在华东局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的“老红军”，甚至当面对毛泽东抱怨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白区党的人掌握了党权（刘少奇不再兼任中组部部长后，由彭真、安子文分任中组部正副部长）、政权（彭真主持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和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工作）和财权（薄一波主持中财委工作），有篡党的危险，应该把权夺回来。毛泽东虽然当即喝止了这位同志，批评道，不能说什么“白区党”、“苏区党”。我们只有一个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司令部，那就是以我为司令的司令部。但显然，部分干部头脑中的“误区”却并不会仅仅因为毛泽东的一个表态就释然。
而高岗本人，更是对当年北方局的干部本来就有偏见。当年，如果不是毛泽东相救，他和刘志丹就差点在陕北肃反中倒在了北方局代表朱理治的刀下！而前面提到的有关东北工作方针的争论中，高岗所面临的直接对手也是原北方局干部彭真、林枫。对此，高岗一直认为，彭真、林枫敢于和自己“唱反调”，就是因为得到了刘少奇的偏袒和支持……既然高岗一直都对刘少奇有“成见”，又有“野心”的加持，那他疯狂地攻击薄一波，反对刘少奇就一点也不奇怪。
在上述一系列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再加上薄一波这事做得确实不对，所以，薄一波在会上的日子很不好过，很多同志都说了“重话”，有部分人甚至借此机会发泄着对所谓“华北局山头”的不满……以致薄一波接连两次检讨都没有过关。最后，还是毛泽东让薄一波把没有参会的陈云、邓小平请来“解围”，才勉强“下了台”。在8月11日的总结会议上，刘少奇也不得不出面，就“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等错误观点和在土改、和平民主新阶段、天津讲话等问题上的错误进行了检讨。
这让部分党内高级干部们认为，刘少奇确实在政治上“犯了错误”，甚至有人在私下里议论：“少奇不行”，甚至林彪还明确地对前来探望他的一众“老部下”说：“少奇不行，高主席行”……更使得高岗信心满满，志在必得地继续“反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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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会后，中央开始思考“一线”的领导体制，即，究竟是设总书记统领“一线”好，还是增设“副主席”集体办公好的问题。高岗知道，尽管刘少奇做了检讨，但并没受处分，以他目前的身份和地位，如果设总书记的话，自然非他莫属，而刘少奇一旦成为了总书记，将来就有了靠“递补”接班的可能。同时，高岗猜测，毛泽东也不会同意设置总书记，否则，在毛泽东已经缩短了的“领导链”上，岂不重新“楔”入了“总书记”这一环节？于是，高岗便投机地力主“多设几个副主席”。他不怀好意地对陈云说：“这样，他们就不能架空毛主席了”。同时，高岗知道，只有自己当上了副主席，才可能有“扳倒”刘少奇的分量，所以，他为了陈云支持他当副主席，就拉拢说：“你一个，我一个，都当副主席”。
1953年10月3日，高岗决定离京到原“四野”干部比较集中的华南、中南地区休假。就在高岗在站台上准备上车时，时任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的罗瑞卿（主任是彭真）突然乘着吉普车直接来到了站台上，对高岗说：“主席昨天生了重病，倒在了地上”。这是一件很蹊跷的事情，因为，罗瑞卿拒绝了高岗推迟离京的要求！而且，有学者专门研究过，至今没有找到有关毛泽东在这个时间前后生重病的记录。那么，罗瑞卿径直跑到站台上来告诉高岗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高岗的秘书几十年后猜测说，罗瑞卿是毛泽东派来看有哪些人前来为高岗送行的。但问题是，毛泽东如果真要弄清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办法，很多渠道，根本没有必要让罗瑞卿专门跑这么一趟，更没有必要用“主席生病”来试探。而事实上，到后来批判高岗时，倒真有人指控高岗，说他“听说主席生病后幸灾乐祸”，以为“趁机篡权的时候到了”，这说明，此时已经有很多双眼睛在关注着高岗。
但高岗却似乎没有意识到，仍然自顾自地在南方找林彪、找陶铸、找陈正人，到处游说，寻找着对付刘少奇的同盟军。为了与主要来自“红区”的军队同志“套近乎”，他把早就被毛泽东批评过的“红区党”、“白区党”之说又搬了出来，并进一步引申出了一个“军党论”，声称，党是军队创造的，但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大权却被“白区党”的人掌握了，所以应彻底改组。他甚至编造说，某个领导同志认为，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既然刘少奇、周恩来都有各自的“圈圈”，那咱们就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并露骨地攻击刘少奇：“在党的历史上，白区只是很小很小的部分，把白区和根据地对等起来提是不对的。”所以，“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的代表”的提法不对，需要重新做结论。何况，“刘少奇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并不成熟，七大把他提得太高了。进城后，刘少奇对毛主席帮助不大，毛主席对他不满意”，以及“各大区的书记调到中央工作以后，中央内部的情况发生了改变，刘少奇、彭真、薄一波他们再不能像过去那样蒙蔽毛主席了。现在除了周总理是中立态度，林老（林伯渠）和董老（董必武）因年老体衰不大管事外，中央其它许多同志都对他们不满意”等等……这些内容后来被揭发出来后，成为高岗“分裂党”，有“个人野心”的重要证据。
与此同时，饶漱石也不顾毛泽东关于“不得扩散”的指示，在全国财经会议的领导小组会上，把副部长安子文没有经过中央同意而暗中拟定“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名单”的事情的事情“爆料”出来。与会的周恩来等闻之均认为此事非同小可。正常情况下，安子文作为中央中组部副部长，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是很难私自做出人事安排方案的。且不说这本身就是严重违纪行为，更别说，如果没有体现领导的心思和意图，你就是做出了“方案”也几乎没有采纳的可能。而安子文的方案非常完整、详细，很像是某种“意图”的体现。所以，有些人就妄测，安子文只不过是受命行事。但谁也没有说出来，因为没有证据。唯有高岗却信誓旦旦地到处“造谣”说，安子文就是受刘少奇指使的！并借这个名单中有薄一波，却没有林彪一事，暗指刘少奇仍然在“拉圈圈”，意图挑起原来“红区”的干部，尤其是军队干部对刘少奇的不满。
受到严厉批评后，安子文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受到了“当面警告”的处分。并且，毛泽东还指示：“这事到此为止，不得外传”。应该说，这是毛泽东出于大局做出的决定。否则，这个问题一旦继续发酵，很可能牵出萝卜带出泥，让事情变得无法收场。而安子文不仅是刘少奇亲自从狱中救出来的北方局老部下，渊源深厚，而且又长期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主持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一旦被翻出什么问题，则必然牵扯到刘少奇。刘少奇毕竟是党的“2号”人物，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对外形象和党内团结。
但是，高岗、饶漱石却自恃抓住了刘少奇、安子文的“短处”，不肯善罢甘休，仍然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利用此事开展了对安子文的斗争，准备给刘少奇一次重击。就在这时，陈云向毛泽东“举报”了高岗采用封官许愿，搞非组织活动等方式，在私底下搞串联，意图“扳倒”刘少奇，并由自己取而代之的情况。
原来，为了寻求支持，高岗曾“游说”过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高岗本来满以为陈云会支持他，因为陈云是高岗在西北和东北的“老搭档”，二人合作很愉快。两人都到中央担任要职后，更是经常在一起议论中央高层内部动向，是高岗最信任的人之一，可谓是无话不谈，更何况，高岗还“有福同享”地对陈云开出了“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的条件。但是，陈云却拒绝了高岗的要求。
接到陈云的“举报”后，毛泽东认为，事情的性质变了，不再是高岗与刘少奇有矛盾，或者反对刘少奇的问题了，而是在党内搞“串联”，搞“小团伙”的问题了。对此，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也评论说：“党内任何高层小集团活动，毛主席历来认为是从认识问题转化成了政治问题。党内认识问题可以讨论批评解决，而党内政治问题则要处理解决。这是毛主席治党的原则。当时少奇等同志也有错误，但毛主席认为那个时候是认识问题，没有发展到政治问题，所以只是请他们一个个在中央全会上都做了检讨”。对高岗也是这样。毛泽东或许并不反对高岗的某些观点，甚至有可能因为对刘少奇不满而动过调整分工的念头，当时，中央高层已有传言，说刘少奇可能会改为负责议会（全国人大）工作。但毛泽东并没有要“打倒”刘少奇的意思。而高岗却凭借着自己正在受到重用，也就是深得毛泽东信任之利，故意将这些传言到处散布，并以此寻找“同盟军”，难免形成这些言行与毛泽东有关的假象，不仅会影响到毛泽东、刘少奇，乃至整个中央高层的团结，而且使得一个认识问题变成了陶鲁笳所说的“政治问题”。对此，毛泽东当然不能容忍。
但对如何处理高岗，毛泽东最初还是立足于“批评教育为主”的。“批评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是毛泽东对待犯错误同志的一贯原则。1953年12月中旬，毛泽东对高岗进行了当面批评，要他主动找刘少奇“谈心”，显然有希望二人“自行和解”，把事情平息下去的想法。事实上，他们二人也确实单独，或在其它人陪同下做过交流，但由于双方立场差距过大，而且，高岗不愿做自我批评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就这样，这件事被端上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
七届四中全会原定的主要议题是批准“过渡时期总路线”，但由于毛泽东认为，全国财经会议上，大家对薄一波和“新税制”的不满，之所以演变为对“白区”干部，尤其是对原“北方局”、“华北局”干部的不满，除了工作因素外，“山头”现象没有消弭，有的还比较突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以致被高岗利用来反对刘少奇。再联系到屡反不尽的“分散主义”现象，说明，党内还存在着一些容易导致不团结，影响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因素，因而有必要强调一下党内团结的问题，所以，“团结问题”也被纳入了会议议程。而要讨论加强党内团结的问题，高岗问题自然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内容。
因为要到杭州去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毛泽东不能参加这次中央全会。但在出发去杭州前，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全会的有关问题作了安排。在谈到团结问题时，他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对高岗进行了不点名的严厉批评，同时，也是对大家的告诫。这次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一个“小插曲”。以前，毛泽东外出时，“惯例”是由刘少奇在家主持工作，毛泽东做过交代就行。但这次会议上却对毛泽东离京期间，由谁主持工作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虽然大多数人认可继续由刘少奇代理 ，但高岗却坚持建议由“几个同志“轮流主持”，并得到了朱德的支持。这说明，高岗并没有真正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或许，他认为，毛泽东的前述一番话，并不是仅仅是为了“敲打”自己一个人。否则，他何以会傻到继续在会上提这样的建议？
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1954年2月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但仍然密切关注着会议。不仅早就为处理高饶问题制定了“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而且还于会议期间，1月7日、22日，两次从杭州致信刘少奇，强调“尽可能避免在会上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
但是，尽管有毛泽东的叮嘱，七届四中全会仍然没能“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一部分同志仍然在发言中对高、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揭发、批判，不过，始终没有对高岗、饶漱石进行点名。刘少奇和高岗也都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
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继续对高岗、饶漱石的错误事实和有关材料进行对证、查实。事实上，这两个座谈会最后开成了对高饶的“深入揭批”会，火药味异常浓厚。不过，按理说，对高岗这样地位的人开批判会，不可能不经毛泽东的批准。但，中央书记处的原意只是为了对“四中全会”所掌握的相关材料和情况进行核实，属于具体工作上的问题，不报请毛泽东同意似乎也说得过去。至于会议上出现了对高饶比较激烈的批评、批判，那是源于大家对高岗所作所为的愤慨，而会场又没控制好所致，是开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开这个会的本意……总之，没有发现毛泽东事前知晓，或批准这两个座谈会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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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岗问题座谈会”的召开，高岗所有的“阴暗面”，包含其私生活都大白于天下，使得他一时变得“臭不可闻”，以致无人为他“说话”，再加上此前求见毛泽东被拒，使高岗在思想上、精神受到沉重的打击，因而情绪十分低落，于1954年2月17日，四中全会闭幕一周的时候，抢过卫士的枪，企图自杀。所幸，由于卫士的拼死阻拦，高岗这次自杀未遂。
但事实上，高岗求见毛泽东被拒一事倒真不能全怪毛泽东。四中全会召开前夕，高岗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到杭州向毛泽东面谈关于自己的错误，已及在会上作自我批评的事情。但是，刘少奇于1954年1月19日召集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开会讨论了高岗的信后，却决定“建议由主席指定刘少奇、周恩来同高岗谈话，邓小平可参加”，同时，还“建议”毛泽东“回复高岗，不必去杭州，可委托别人找他谈话”。这样，毛泽东于1月22日在给刘少奇的信中表示：“高岗同志不宜来此”，“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上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前面说过，此前，毛泽东和高岗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看法一致，而且，毛泽东初到陕北时，还曾救过高岗和刘志丹的命，后来又对高岗多有赞赏和提携，高岗在内心深处还是对毛泽东有一定的感情的……得知毛泽东“拒见”，高岗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
高岗自杀未遂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对高岗实施管教，令其停职反省。而高岗问题座谈会除了当天停开外，其它几次仍然按原计划进行。最后，经过总共8个半天的“座谈”，直到2月25日才结束。周恩来在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列出了高岗的十条错误：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三、造谣挑拨，制造党内不和；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八、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十是私生活中的腐败。同时，周恩来还指出：“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对高岗参加革命的动机提出了质疑。4月25日，在同样以揭批高岗为主要目的的东北地区高干会总结大会上，东北局副书记林枫更是公开表示：“高岗已经是党的叛徒，人民的公敌，他的滔天罪行，实为党纪国法所不容。”
显然，有了这样高的“定性”，就不能只是被动地“等待高岗觉悟”了，而必须及时地进行组织处理了。尽管一时还没有做出正式任免，但事实上，高岗的国家计委主任的职责，已经渐渐地转移到了陈云和李富春等人身上；而饶漱石担任的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责也相应地转移到了邓小平身上。党的“八大”后不久，1956年11月，安子文终于正式接替邓小平，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
4月29日，高岗写了一份名为《我的反省》的检讨，承认自己在全国财经会议上“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其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惟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应该说，高岗这次检讨的“上纲”是比较高的。此前，他一直不接受七届四中全会对他的这一些指控，只承认自己“争权”，而不承认“篡权”，更是坚决不承认有“篡夺最高领导权”的想法和行为。甚至，据高岗的秘书回忆，在“高岗问题座谈会”刚开始的2月15日前后，陈云曾上门劝高岗“先把罪名认了，以后再解释”，对此，高岗不惜和陈云大吵了一架。而现在，他不仅承认自己散布反对刘少奇的言论，是“分裂党”、“反党”的行为，而且承认了自己有“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的野心！虽然这与“篡夺最高领导权”有很大的区别，但对高岗来说，这也是很难得的。
1954年8月，《我的反省》已交上去100多天了，但却没有得到回音。仍在管教中的高岗，每天除了反省外，坚持得最好的就是看报纸，听新闻。从7月份开始，各地就陆续开始确定全国人大代表了。每当电台播报相关名单时，高岗总是十分专注地聆听，甚至还要把当天的报纸找来，仔细查看，生怕漏掉每一个名字……然而，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结束了，高岗却始终没有看见自己的名字。高岗如此关注自己能否当选人大代表，除了仅存的一丝幻想外，还将其作为判断自己问题严重程度的“晴雨表”。众所周知，在我国，中央委员的地位，在一定程度是高于人大代表的。所以，高岗认为，如果连人大代表都没入围，就更别指望中央委员了。而能不能继续当人大代表、中央委员，显然能体现中央对自己的态度和看法。现在，高岗彻底失望了，认为自己彻底被党抛弃了……8月17日，趁着管教人员和亲属的不备，高岗终于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
接到高岗自杀身亡的报告后，毛泽东可谓是五味杂陈。他虽然对高岗犯下那些错误而深感痛心，但仍然对高岗走上绝路而惋惜。他对叶子龙说：“终于留不住他（指高岗）。他这个人，斗争性太强，性格过于刚烈。”并两次带着悔意对身边亲属说，（从杭州）回到北京后，我应该亲自给高岗打电话……原来，毛泽东只是要“敲打”高岗一番，却并没想把高岗“一棍子”打死。此前，毛泽东曾委托西北的一位同志找高岗谈话，让他转告高岗，虽然不能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但还可以保留其中央委员，打算派他回陕西担任省委副书记兼延安地委书记。可惜，由于高岗正处于“管教”期间，不能与外面的人接触，所以，这个话还没来得及谈，高岗就自杀了。
高岗事件的发生，再次打破了党内平衡，对后来的中国政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后来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错误时，也都联系到了高岗的“反党活动”；就连“四清”，乃至“文革”也与建国之初的这场党内斗争有一定的联系。文革中，刘少奇的那些所谓“罪证”，很多都与当年高岗为反对刘少奇所准备的那些材料相似……
但是，由于高岗事件事发突然，定性很严重，又直接牵涉到最高层领导，所以很长的时间里一直讳莫如深。直到2015年，经批准，“黄土情联谊会”出面在北京举办了“高岗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后，情况才有所改观，但有很多问题仍然在探讨与争论之中。比如：高岗第一次自杀未遂后，曾于4月3日给毛泽东写信保证：“过去犯过的可耻的叛党自杀行为决不再犯，也决不会杀人，决不逃跑。在中央决定管教期间，我一定坚决服从，遵守一切管教措施。”让他转变念头，仍然向死的直接原因是什么？1964年6月16日，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谈到“接班人”问题时，毛泽东为什么会说：“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
高岗虽然以极不可取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历史就是历史，是谁也无法改变的。